第275章七部门关于印发《石化化工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的通知

　

三、对《庄子》故事中的人物角色进行类型分析。

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若依此说，则自无道统可言。

我们必须记得，新儒家论学，必须设第一义与第二义的分别。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一直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壁垒的对峙。当时人说，西河目无今古，其谓自汉以来足称大儒者只七人，孔安国、刘向、郑更成、王肃、杜预、贾公彦、孔颖达也。但是这个有意无意之间的失言（slip）恰好反映了新儒家的心理结构：内圣之学的陆象山怎么会当真看得起事功之学的陈同甫呢？ 新儒家此种心理结构自然有一部分是源于中国儒学、文土之流的狂的传统。事实上，我是根据我所理解的钱先生的观点来说明他为什么拒绝在1958年的《宣言》上签名，也不肯认同于所谓新儒家。

】 以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正和他对儒学史的发展与扩大的看法完全相符。【《政学私言》，重庆，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五年版，第9页。在此，我们可以牟氏对熊十力的了解来总结熊氏在学思上对他的影响。

忽然听见他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敬维先生之所成就，是真可告无愧于师友矣。这一转向也预示了牟宗三由逻辑和西方哲学向中国哲学的复归。但他的缺陷我们也应知道，知道了，就有所警惕，警惕之，则可以定我们这一代学问奋斗的方向，此之谓自觉。

在牟宗三看来，熊先生的哲学当然是有霸气的。[62]这些看法，确有所见。

学问境界的往前转进，是很难的。[20]他还指出，熊先生的哲学系统的造成不像一般人做学问，是从下往上一步步积累上去的，而恰恰是相反，他是从上往下的。53 牟宗三《五十自述》，同上，页103。我以前没有这感觉，以为都可在我的意识涵盖中，我只是未接触而已，一接触未有不可企及者，我只是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牟宗三与熊十力的相契接也不是偶然的。[50]原因在于儒家这套学问首先必须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才能了解。质言之，没有父母，没有老师熊十力，没有师兄唐君毅，就没有牟宗三。[4]据他回忆，1932年冬季，他23岁，正在北大读三年级，在哲学系任教的邓高镜先生向他推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书，他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虽然说不上真懂，但他感觉一股清新俊逸之气,文章的义理都美极了,引起他对署款为黄岗熊十力造的这位著者的兴趣。

牟宗三哲学的这一特性表现在他从早期到晚期的著作、尤其是其早期到晚期的形上学之中。5、 牟宗三《五十自述》，同前，页86。

[63]就牟宗三的哲学来看，这种二分关系在经过他对康德的现象与物自身的创造性疏释以后，构成了他的两层存有论的哲学间架，最后以对《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的提炼与诠释作为定位，以表示哲学原型的朗现。同时，在人生方面说，这德性意义、价值意义的本源是性与天道一时同证，不是受局限而通不出去的。

（见余著《陈寅恪晚年诗义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民国73）年版，页19。这表明牟宗三对熊十力的生命格范与思想智慧有深契地了解，故能对他的学说、著作亦有相应地了解。若把它的责任重大起来，中国现在之有今日实在是由于这种脾性作祟。16、 《原儒》上卷于1954年春起草于北京十刹海寓店，中秋脱稿，翌年印有百部。人们多能正视的只是他的元学（形上学），至于他的认识论思想，问津的人很少。[9] 由此可知，牟宗三是经过了他认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自毁民族文化之根，自塞民族文化之源的沉痛反省与批导，在对抗战以及内战等等的国难与个人困扼遭遇所引发的客观悲情中，使他正视了生命的学问，从他说的‘非存在的抽象领域打落到‘存在的具体领域，终生服膺熊十力，自觉地认同与接续熊十力的生命与智慧方向。

因此，牟先生比较强调读熊子的书札，但他并无教人不读《新唯识论》的意思。熊十力足以称为牟宗三的精神生命之父。

（《通书·幸第八 》，张伯行辑《太极图详解》(周廉溪全集)卷之五，同上。1995年，牟宗三谢世，牟宗三先生治丧委员会为他撰写的学行事略中有云： 先生于大学三年级时，从游于黄岗熊十力先生之门，三十一岁获交唐君毅先生，一师一友，相得最深。

他指出： 熊先生之生命是有真者在，这真者就是儒家的本源核心之学，这点抓住了，就可以立于斯世而无愧，俯视群伦而开学风，这一点是儒家之为儒家的关键，我们就从这点尊重我们的老师。此文又收入姜允明著《当代心性之学面面观》（文集）台北：明文书局，1994（民国83）年3月版。

而中土圣哲，则愿叫慧命对于这种二分关系，张灏先生颇有见地地指出：虽然，熊氏坚称他的哲学是一种形而上的一元论，事实上，他的思想见解包涵有二分的世界观，强调现实界和形上真实界的区分。《新唯识论》是熊十力的代表著作。牟宗三并没有对作为他的老师的汤先生申述他所持论的理由，同样，汤先生也未表示理由。

[52]牟宗三继承熊十力的衣钵，接续了以儒学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慧命。[28] 他由此而展开了对儒家形上学的批判，他认为儒家的六艺只是死板的手艺，且陷于道德礼乐方面，对它发生的形而上的理论只能限于六艺的圈套内（六艺的格式）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形而上的理论又只是品题而非理论，享受观照而非认识与追究。

可以说，熊氏哲学思想的高妙、光彩与缺陷、不足，全都包涵于这一特性之中。70、 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台北：《鹅湖月刊》第16卷第11期（总号191）。

翟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又发议论道： 生死这种抽象问题俱不必知，便只好去注目日常生活之可见可闻了。

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吾于此体会了慧命之相续。柏氏在西方哲学史上开一个新纪元，就是他以直觉方法参透了宇宙奥秘，开始了证体的工作。其实，他对空间、物质的数学点等概念的解析，即是他对现象的解析，也算是不得了的。

良知问题是中国儒学中一个很深层很核心的问题。周敦颐视不喜闻过、不愿改正错误为人的不幸与无耻（人的大不幸）的根源，指出只有喜闻过与改正过错才可以成贤[76]，而在波普尔看来，则没有批判就不能改正错误，不能改正错误就不会进步。

夫子……所以只能授文章，不能授天道。因此，老态龙钟的形上学获得新生与焕发青春，走上了一条中西合璧的双轨之道。

46、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的智慧方向〉，同上。这在其《圆善论》一书的〈序言〉中得到了更明确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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